我爱亲人和祖国！
更爱我的荣誉！
【资料图】
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
冰雪啊！我决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
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自从身体康复以来，朱俊贤每天凌晨4点就起床忙活了。
“来不及了呀，”他说，“幸亏老天爷帮忙，如果我这次走了，以前的事还有谁来说给大家听呢？所以更要抓紧时间。”
老年人的身体情况常常不可控，他想起一名昔日在“三八线”上唱着《王大妈要和平》送战士上战场的美丽女战士，今年5月来馆里时说话思路还很敏捷，不久却传来她被诊断为老年痴呆的消息。
他领我们去看那名女志愿军战士的照片，近1000张男女战士的照片挂满文献馆大厅的整整两面墙，他们都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人。其中80%为上海籍，他们的照片被从各处搜罗来，聚在了一起。
照片定格在他们生命中最好的年华，看到这些年轻的、灿笑的脸庞，会让人想起那部叫《1950他们正年轻》的纪录片。这是一部志愿军老兵的口述纪录片，朱俊贤也是片中的受访人之一。
2021年，当纪录片在上海首映时，他特意穿上一身戎装，在三人的陪同下前去观影。没有想到，这四个人成为了放映厅里仅有的观众。
当时陪伴在他身旁的就有文献馆讲解员孙伟峰，她向我们回忆，老人有些失望，但并没有说什么。在观影时，他全程眼中噙着泪水。
在文献馆大厅正前方，摆放着一块介绍长津湖战役的铜牌。
朱俊贤虽然没有亲身参与这场战役，但他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尽可能找到当时亲历过此役的战士们，从他们的口述中还原了战役的现场，并且耗时半个月，亲手制作出长津湖一战的模型。
当电影《长津湖》剧组进行拍摄前期准备时，主创人员曾多次来到这里，仔细研究这个模型，最终依照它还原了当时的场景。
孙伟峰说，《长津湖》这部电影自己看了四遍。第四遍是陪伴当年那些志愿军老兵一起去的，当时有影院为他们专门举行了一场特映。“老实说，前三遍看的时候我都没有特别的感觉。但是这一次，老兵的哽咽声从开始就不绝于耳。尤其是胡军演的雷公临死前说了两句话，一句是‘疼，疼死了！’；还有一句是‘别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听到这两句话，现场的老兵都一下子哭出了声，而且很大声，当时我就被震撼到了。”
也是最后这句话让她终于理解了这些年朱俊贤一次次前往朝鲜，打探志愿军烈士的埋身之处，想把他们带回家的举动背后那份迫切的心情。
朱俊贤是在长津湖战役发生的这年报名参军的，他当时15岁，在松江二中读书。组织上考虑到他的年纪过小，便安排他先读军干校，学习战场急救。随着战争日益激烈，因此提前毕业。
1952年9月，朱俊贤随23军69师从丹东奔赴朝鲜。他们一路上冲破了鸭绿江、大同江和沸流江封锁线，到达了元山。
12月30日，在零下18度的气温下，部队开始三天行军，从元山进入了战争第一线，与敌人遭遇在“铁三角”（注：铁原、平康、金化三郡的简称），在那里艰难守住了阵地。作为连队里的医务兵，朱俊贤在战场上的主要职责就是冒着枪林弹雨救死扶伤。
当时的行军不是普通行军，而是每天冒着头上上百架飞机飞过随时可能被从天而降的炸弹炸死炸伤的危险行进的。朱俊贤的连队没有吃到过炮弹，但炮团就被命中过。
即使没有炮火，很多人也没能走完全程。“当时部队有纪律不准停留，因此一些有夜盲症的战士，或者体力差的战士跟不上，被落在后面脱离了大部队，就冻死了。”
无论行军或是冲锋，医务兵都是跟着部队一起推进的，而不是拖在后面。因为一旦出现伤情，他们必须是最早抵达现场，来到伤员身边的人。
在一个连队里，一般一名医务兵负责10到12名战士。急救程序完成后，担架员就要快速行动把重伤员抬下去，“否则就容易遭受第二次轰炸，第二次基本就废了。”
直到70年后的今天，炮弹在空中炸开的样子和声响仍旧潜伏在他他最深的梦魇中。“敌人的炮不是落地开花的，”他回忆，“而是在空中就爆炸，就是专门打我们步兵的。”
他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很少出现在战争题材影片中的细节，一个尽可能人性化的安排：即当时伤员被抬下去的路线和后面部队上来的路线是严格区分开的。否则，后面的战士看到担架那么多，心理上就会受影响。
如果人死了很多天才被发现，就不能单纯用手去搬动尸体了。
战场急救的另一件麻烦事情，就是伤员不肯下来。“他们说：‘不要你管，你还有别的任务！’你跟他们说这是军令，但还是有人不听你的。”
当时，很多战士为了不下火线，隐瞒了自己的伤情。因此，后来都没有发到负伤证。
在朱俊贤的记忆里，最恶劣的环境就是下大雨。“雨水一冲，真的血流成河，这种情况下很容易生痢疾。”
我们从电影《上甘岭》中对于当时缺水的情形已有所了解，作为亲身经历过的人，朱俊贤说，他们当时吃饭的时候是用草皮来过饭，因为草皮里面还可能有一点水分。
大小便问题也很重要。排泄之后都要包起来，跑到很远的地方丢弃。如果被敌人发现，就会放置地雷，他们的狗能分辨出来究竟是自己人还是别人的排泄物。
医务兵要承担的任务远不止救护，他们也参与放哨、打坑道等任务。
在朝鲜的志愿军战士们不仅承受了枪林弹雨，也经历了美军发动的一轮又一轮细菌战。他们把带有大量病菌的苍蝇、跳蚤等昆虫装进铁质容器，投放到朝鲜的土地上。
朱俊贤曾经在一个山沟里发现过一个细菌炸弹，他至今清楚记得炸弹共分为5格，长80公分。当时已是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进入了后期，但细菌战仍没有结束。
后来，国际上的调查团来了，他就把这个炸弹献给了他们。
朱俊贤的部队没有经历过朝鲜战场上的三大战役，但他们也起到了牵制敌人的作用。“我们守住了这里，就保证了平康平原附近地带的安全。也牵制了美军联合指挥所，让他们不能向我军移动。”最近的时候，他们离敌人只有200米。
他所在的23军里，就涌现出了电影《英雄儿女》主人公王成的原型蒋庆泉这样的英雄人物。
“他当时说的原话，其实是‘向我地堡开炮’。”朱俊贤做了纠正，因为电影里王成喊的是“向我开炮”。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我方却因为弹药供给不足，根本无法实施炮击。而美军看到地堡里有人，但却没有硝烟，知道里面的人是没有武器了。“他们于是向他投来了一枚催泪弹，他当场就被熏昏迷了。”朱俊贤解释，“一般情况下，人是被熏得打喷嚏流眼泪，但严重的情况也可能导致神经性中毒，让人失去意识。”
当时在场亲耳听见蒋庆泉在步话机里喊“向我地堡开炮”的一名战地记者，后来把他的英勇事迹写成报道，被改编为电影《英雄儿女》。
但在他昏迷之后发生的事情，则被蒋庆泉视为了自己一生的耻辱。
在审讯的过程中，蒋庆泉没有透露过任何关于祖国和军队的秘密。直到交战双方签署停战协议后，他也被释放回国。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段经历被视为了他人生的污点。战争结束后，负责审查俘虏的工作人员曾下论断：“人民军队的字典里没有被俘，被俘就等于变节。”
蒋庆泉回到家乡锦州，从此种田为生。朱俊贤在听说了他的事情后一开始没有找他，“因为我也不愿意和他分享自己复原以后过上的美好生活，怕对他刺激太大。”
直到过去很久，他才努力克服顾虑和蒋庆泉取得联系，后者还曾被邀请来过文献馆。他说，“蒋庆泉现在生活得也很好。”
2010年，当年撰写报道的战地记者终于找到了蒋庆泉，老兵翻来覆去地重复着一句话：“我不是英雄，我是个俘虏，我是个俘虏，但我不是叛徒呀!”
历史也终于还他一个清白，他等来了那枚晚到几十年的抗美援朝纪念章。在授章时，一身戎装的他向老首长裴周玉报告：
朱俊贤如今争分夺秒地工作，就是为了让更多人听到包括蒋庆泉在内的志愿军战士们的故事。
这个文献馆的特色，在于它收藏的都是普通志愿军战士的点滴。曾经在23岁时创下过一周内用高射机枪打下F86三架，击伤四架的张立春，虽然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战士荣誉勋章，但直到复原仍是一名普通战士。
他把自己的立功证等都留在了这个馆里，
张立春于2021年去世。
朱俊贤朗朗述说着，女儿在旁边不住提醒他“喝口水，侬多喝点呀！”他不舍得，不舍得的不是水，而是时间。“今天正好记者在这里，我要多讲点。”这个文献馆建了这些年，又有多少人来看过，听他讲过这些事呢？
或许，还可以说说朝鲜的崔少校和两枚胸章的故事。
当年在战场上，他还救护过一名朝鲜人民军的少校，少校姓崔。朝鲜被日本占领后，人民生灵涂炭。为了谋生，他和父亲一起前往中国，当了一名煤矿工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加入了新四军，成为主力部队第二师的一名教导员。
抗美援朝战争后期，他担任朱俊贤所在部队的联络员。
1953年3月的一天，朱俊贤正在打坑道。突然团里参谋来找他，他穿起棉衣拿起药箱跟着走了。在敌人密集的炮火和探照灯下，他一路跑到了出事地点。一看，原来出事的是崔少校。因为在坑道里烧木炭，导致一氧化碳中毒，他当时已经休克，瞳孔也几乎没有反映了。
朱俊贤立刻给他打了急救针，又用了阿摩尼亚，总算醒转了。他此后又用抓来的青蛙煮粥，护理了崔少校一个星期。这时节的青蛙还很少，因此抓得相当艰难。
1955年，在朱俊贤回国之际，少校来送行，留给他一枚胸章做纪念。
半个世纪过去了，两人之间杳无音信。
直到2015年，朱俊贤作为中国嘉宾参加由金正恩主持的国宴。在宴会开始前，一名将军向他迎面走来，挡住他问：“是不是小朱？”
60年过去了，两人都早已进入耄耋之年，但是他眉心正中的一颗痣和胸口挂的章却不会错，那是少校在60年前亲手送出的。这场相隔半个多世纪的重逢，两人却只来得及说上寥寥几句话。朱俊贤记得当时对方说的是：“小朱，你是朝鲜人民忠实的朋友！”
但服务员随即跑来打招呼：书记同志来了。叙旧被迫中断，全场开始高唱《金日成将军之歌》。
昔日的崔少校，如今的崔将军急急忙忙从身上摘了枚胸章，塞到他口袋里。
虽然约定要再见，但也许因为对方的身份特殊，两人最终没能再相见。
“很多人说，为什么不拍张照片啦？我又不戆，如果能拍肯定拍了。”他对我们说，“但那种场合，不允许你带相机和手机出席的呀！”
离开朝鲜战场后的朱俊贤，于1958年进入法院工作。
他数十年如一日，在办案中作风踏实，成绩显著，多次受院领导嘉奖建功，并于1992年最高法院授予荣誉奖章。
上世纪70年代末，上海曾派出过一批干部开展援藏工作。朱俊贤主动报名建设西藏，但在体检中查出心脏肥大，被淘汰了。他原本想的是，西藏的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自己是一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可以在当地做好表率。
虽然事与愿违，但他心里一直不服气。退休后，他决定进行一次尝试，看看自己在经过训练后，能不能骑行入藏。
1999年，他第一次带了六个同志，从佘山骑上自行车，一路骑到了拉萨。
这年，朱俊贤已经年过六旬。这次骑行成功以后，有人说他就是偶然成功了一把。“我在那以后又五次单车骑行到西藏，看看到底是偶然还是实力。”
最远的一次是2001年，当时为了庆祝申奥成功，他一人从上海骑行到北京，又从北京骑到了新疆喀什。
从喀什地区叶城县的零公里石碑出发，他骑上中国海拔最高的新藏公路（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一路翻越了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岗底斯山、喜马拉雅山脉，最终抵达西藏，攀上珠穆朗玛峰脚下5300米的绒布川东岸。在那里，他高举党旗，高呼共产党万岁，向祖国汇报。
在西藏阿里地区，当地的警备区司令知道他的骑行事迹后找到了他。“他让我接受一个检查，因为他们觉得，一个60多岁的老汉骑到这里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要让医生来看看，我的身体有什么异于常人的地方。”
检查结果是心脏肥大，他想起了20多年前自己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没能如愿去建设西藏。原来造成肥大的原因不是病理性的，而是由于他常年坚持高强度身体锻炼所致，反而是个有利条件。
对于朱俊贤而言，这些骑行中包含了自己的民族精神和理想，是志愿军精神的延伸。
从朝鲜战场回来以后，朱俊贤用自己的大半生时光各处走访考证，打捞和那段历史相关的人和物的记忆，并收集了众多纪念品。
在听闻吕焕皋要建志愿军文献馆后，他将自己收集到的上百件纪念品无偿捐出，并帮忙整理。由于文献馆离家远，他索性搬来此地住下，一住就是10年。退休以后所有的精力和收入，几乎都花在公益骑行和这些事情上面。
这三年中，由他发起在文献馆内建起了两座铜像，其中一部分资金来源于志愿军老兵的捐款，但大头都是他自掏腰包出的，那不是一笔小数目。
“我从来没有对外讲过这些，但因为你们记者，也是祖国亲人，我就讲讲心里话。”朱俊贤指着其中的一座铜像，原来有一家企业报价19万元。但幸运的是有其他调铸工艺师听说他的故事后深受感动，最后，只肯收他5.5万元。
他的女儿告诉我们，父亲每逢重大活动，干完活就躲起来了。接待领导这些抛头露面的事情，他就让别人去做。就像7月27日庆祝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的活动当天，文献馆来了很多老兵、领导和媒体，他忙前忙后，最后硬是被拖来合了两张影。
朱俊贤如今还有一个迫切的心愿，就是找到上海籍志愿军烈士宋阿毛遗骸的下落。
“我寻了多少年啊，宋阿毛！他是59师的，我查了1000多个上海籍烈士当中，都没有他。”朱俊贤大叹一声说。
他在多年的走访调查中发现，在全上海超过18000名赴朝参战的志愿军战士中，姓宋的烈士一共只有6个。而每一家朱俊贤都登门拜访过，且留下了记录。“他们的骨灰都回家了，家人都拿到了军人死亡证，唯有宋阿毛，没有找到他的家庭。”
朱俊贤听专人分析，怀疑他当年参军的时候可能使用了假名，或者是小名。“他报名的时候只写了住在闸北区，但没有写清楚具体地址。名字的话，可能因为‘阿毛阿毛’的好叫，就写了宋阿毛。”
当时，他牺牲的布告虽然被送到了上海，但朱俊贤觉得在解放初期，上海民政部门不可能有这样的力气对宋阿毛进行比对。
他后来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能不能把宋阿毛在当时的老户口里进行搜索？这个人肯定是有的，而且文化程度应该不高，因此写的是打油诗。”
他遗憾的是相隔的年代太久远了，“如果年代近的话我可以判断得出他写诗用的是什么纸，当时大家能用来写字的要么就是香烟壳子，或者压缩饼干包装纸。”
迄今，他已经赴朝9次，每次去总不忘打听一番包括阿毛在内的那些家人尚未领到骨灰的烈士遗骸下落。但信息太有限了，他只能在朝鲜友谊塔下挖一抔土带回来，多少也算是个心理慰藉。疫情结束了，他打算近日再去一次朝鲜。
“虽然还没有找到，但是我不放弃，我要坚持到底。宋阿毛不仅仅是一个人，他也是中国志愿军的代表，是视死如归的伟大战士典型。”朱俊贤说。
阿毛是幸运的，至少他的名字留了下来。朱俊贤想到还有很多同志仍是无名英雄，且永远都将是无名英雄，他们的无名尸骨也依然留在朝鲜的土地上。一想到此，这名老兵就觉得坐立难安。
他仍坚持向还在世的老兵们打听，但所获甚少。大多数还活着的老兵，头脑已经糊涂了，“讲也讲不清楚了。”他叹息道。
当年参加过长津湖一役且健在的人里，沈政同志的头脑还灵光。他在前几天还来到了文献馆参加纪念活动，两个老兵说说话又绕到了宋阿毛身上，都想找他，都觉得时间越来越紧。
“我定归要找到他的。”朱俊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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